动物作为理解城市的入口:香港新世代小说中的动物符号与城市焦虑

593浏览 分类:M生活书 2020-06-19

本文摘录自黄宗洁,《伦理的脸:当代艺术与华文小说中的动物符号》(台北:新学林,2018)。

一、重新寻找断裂的连结

在众多当代香港新生代的作家之中,韩丽珠可说是最能代表以动物作为城市寓言载体、把动物视为观看方法此一特色的创作者。她也相当典型地表现出香港作家在思考自己所生活的城市时,几乎必然出现的失落感。这失落感来自于生活空间越来越紧迫, 但人与人之间却更加疏离。综观韩丽珠近年之创作,就可发现她对城市物理距离与心理距离之变化非常敏感,早期作品几乎都与「空间」有关。城市是她生活的地方,是她的日常。

她曾在访谈中表示:「我只是写我生活地方上的事情。不过,别人看来就会觉得你理解城市,但对我来说就是我的生活。」[1]在这个生活场域中,她所关注的尤其是「那些被忽略和排斥的人和事,那些被推到边缘去的一切」[2]。由此观之,动物和自然成为她作品中饶富意味的象徵符号,当不令人意外,因为在当代香港高速发展与变化的过程中,动物与自然恰恰就是那「被推到边缘去的一切」。但是,在韩丽珠的小说中,她所着力描写的,并非召唤对动物边缘处境的同情;相反地,动物的命运和人的命运总以某种暧昧难明的形式纠结在一起,难以区隔的状况,成为当下城市的隐喻。

在她与谢晓虹合着的《双城辞典》中,已能清楚看出动物、城市、人三者的交错。〈哑穴〉这篇小说描述一座「无号码之城」,这座城市的居民喜欢论辩,又善于遗忘。其中一群让渡出自己的声音、选择失语的人,则成为专职的养猫人。城市的居民将猫视为吉祥物和区徽,因为猫瞳孔的倒影或呼叫声,以及「猫的姿态和眉目间的暗示」[3],都是人们辨识自己的方式。看似矛盾的是,在政府鼓励养猫的政策下,杀猫者的存在却也变成城市无声的默契。尤其「猫只繁殖远比凶徒下手的速度快而且多,(动物福利部)职员只能把仅余的希望寄託在那些守口如瓶的养猫人 之上,他们捡拾和饲养流浪猫,在合适的时间把牠们无声无息地处理」(88)。因为这个和谐的城市有个守则:「万事万物都有存在的理由,只是不能太多。」(87)

〈哑穴〉让爱猫与虐猫、守护与伤害产生了暧昧的类同,猫的存在映照了人的存在,问题是人并不见得喜爱透过猫眼看见的那个自己,如同小说主角「白」,在豢养一只畏缩的蓝猫之后,逐渐认为「蓝猫的存在是对他的讥讽,他本来并不察觉的、躲在暗处的那怯懦的自己,通过逐渐浮现的片段,慢慢地具体而鲜活起来」(90)。猫收纳了他不想忆起的自己的形象,于是,在进行每年例行的年度工作报告时,书写这些猫的状况,也就彷彿「在洩漏自己的隐私」(92)。值得玩味的是,如果将猫作为收纳人的倒影与形象的存在,当人们基于数量控制把猫无声地处理掉,他们等于同时也在象徵意义上「处理」了自己,换言之,猫的命运就是人的命运,「不能太多」的法则,同样适用在人的身上。

但是,〈哑穴〉文中「不能太多」的原则毕竟还带着某种「万事万物都可以存在」的弹性,到了《失去洞穴》,似乎连这样的可能性都已消失。〈清洗〉这篇小说刻划了一座努力杜绝所有细菌的城市,儘管多数人也已经忘却了最初的理由,但本能让他们「抗拒尘埃、汙垢、所有黏腻之物、昆虫,还有在街上胡乱奔跑的动物」[4]。于是他们聘请外地的女人彻底地清洗,儘管这群女人同样被视为汙秽之物,但由于他们相信「骯髒之物总是互相牵引以致互相消灭的道理」(188),外地的女人们遂承载着整座城的清洗任务,直至她们因抹窗时过于专注而从窗边掉落为止。在这座无菌之城,只剩下眼神忧伤的孩子,视线「没法自老鼠、蟑螂、腐坏的食物和湿黏黏的垃圾移开」(192),他们不动声色地抵抗着整个城市的洁癖,偷偷地「掏出一只尚余气息的老鼠,……以家猫的方式饲养牠」(187)。于是人们认为「把病菌迅速散播的,早已不是鸡、牛或猪,而是缺乏理性的小孩」(194)。

在此,动物与人再次产生隐微的连结,背负着清洗任务的外来者,等同于她们要消灭的病菌;不愿加入无菌行列的儿童,同样被看待成有如散播病菌的猪或牛。 这不免令人好奇,韩丽珠何以不断透过小说建立某种人与动物的类比?这个问题或许仍要回到她不时强调的「连结断裂」来观察。如果说「连结」是理解韩丽珠小说的关键字,亦不为过。

在韩丽珠的作品中,空间与时间的紧迫,让城市产生了各种病徵与令人绝望的景观。其中最典型的当属〈假窗〉当中的描述:「窗外令人压迫的景观,例如邻近大厦的外墙、回收场的铁丝网,或铁丝网内的弃置物,都比密不透风的墙壁更容易令人绝望,甚至疯狂。可是,没有窗的房子也同样令人难以忍受。」(140)于是人们只好製造一些假窗,「在假的窗子内创造比现实更逼真的风景,使那些在入夜后才回到家里的人,到了早上,仍然能生出走到外面去的勇气」(140);更重要的是,只有油彩创造的树,才能成为(当时)「城市内唯一不会被砍伐的老树」(143),儘管这会让许多回巢的鸟儿不慎误认而撞上冰冷的墙壁,人们仍然可透过假树得到某种安慰,直到这棵假树所依附的大楼,几年后因城市发展被清拆,保护假树的行动也就如同过去所有保护真树的行动一般,注定以失败告终 (144)。

综观《失去洞穴》全书,每篇故事都回应着城市人的孤独与疏离,无论是填海、令人压迫的城市景观、垃圾回收场、鼠疫、房价不断上升的大楼、宠物店格子箱中的动物、城市内无法打开的门、外地「进口」的女人,都指向当前香港的生存处境,人与动物似乎都须重新找到在这世界存活的方式。但在这座过于喧嚣的城市,人反而彷彿落入了失语的处境,难以建立连结──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,也是人和自己的连结:「在城市当中我们和自己的关係、自己的心、感觉都很远,因为我们跟自己的连结,没有连结得很好,所以对于自然、其他的动物、其他的大树、海洋环境、农田,都失去了连结,所以我们没办法去感受到人以外的那些生物的权利。」[5]

于是我们不难发现,韩丽珠笔下的这些主角,其实是一个个城市中畸零者的身影。他们的所作所为,都是试着以各自的方式去重建连结:〈清洗〉中的阿裂将每只老鼠都起了不同的名字,那些名字全都是他已过世的外婆和弟弟名字的变化,当老鼠没了气息,他便「把一个又一个玛丽安和阿火的遗体,埋在露台的盆栽内那湿润的泥土里。那里,植物正在欣欣向荣地生长」[6]。透过宛如符号化的仪式,玛丽安与阿火一再死去,却也不断重生。「木」描绘的假窗则让只剩下墙面的密闭建筑,重新诞生与风景连结的假象,毕竟「虚假和真实同样通过创造而来」(141);当真实与虚构界线模糊,假不只得以乱真,亦可提供真实的抚慰。一如〈回家〉当中的生产线女工,将未通过品质检验的绒毛娃娃当成真实的宠物,不时与它们说话,一同吃饭睡觉,天冷了还会为这些残缺的娃娃打件毛衣,因为对她们而言,「毛偶并不是毫无生命的东西,它们已被带到世上来,作为生产者,我们必得负起照顾它们的责任」(260)。

有趣的是,当生命被当成要消灭的对象,成为不容于城市文明的异物,韩丽珠在小说中无疑提供了一种「逆向思考」的方向,那就是,我们必须回头建立与死物的连结,因为能建立连结的,必然是情感仍未死灭之人。但前提是,我们要具有将死物当成活物的能力。〈假窗〉当中「木」与「白」的故事,或许最能凸显这样的隐喻:「白」觉得对方耽溺于画假窗,最终爱上了窗子,眼里只剩下无数的窗子。但医生告诉他:「能爱就是血液循环良好,精神饱满的证据。爱上窗子是好的,爱上流水也是好的,爱上一盏灯是好的,要是爱上的是一张沙发,不消说,也是好的。」(148)一度绝望的白,最后向木提议重新建立彼此的关係,透过「豢养一根线」的方式,在两人之间豢养一根既连结彼此,又不造成牵绊的线。

如何才能栽种出这样的线呢?他说:「也许,要把没有生命的线,当成活的那样饲养才行。」(154)小说的最后,白在木离开的房间里,发现一株小小的藤蔓,长着白色的小花,从窗前一路向着远方延伸。这极具象徵性的场景所延伸的终点,或许就是韩丽珠城市书写的核心:「连结」之必要。如果我们失去了人与人、与树、与海、与猫、与窗子、甚至与老鼠或绒毛娃娃的连结,我们最终失去的,其实是爱的能力,感受的能力。

二、城市的失忆与自然的失落

韩丽珠曾说:「在书写中,猫是一种隐喻或手段,一个书写的管道,许多秘密或不知如何启齿的暗号,我尝试通过猫作为入口,写出种种还未成形的语言。」[7]与她合写《双城辞典》的谢晓虹,同样喜以猫为隐喻。她的小说〈黑猫城市〉一开场就是各种残酷的「猫大屠杀」画面,而原因正出在,「在记忆开始消逝的时候,人们潜意识里都有杀猫的冲动。K城里的猫特别多,黑色,像人们偶尔遗失了的影子」[8]。据此,叶辉指出,「那幺,读者有理由相信,被杀的也可能是人们剩余的记忆,或偶尔遗失了的影子」[9]。整篇小说围绕在「失忆」这个主题,人们试图重构自己经历的过去,但无论自己的大脑或外在的环境,都失去了按图索骥的线索,毕竟「城市的变化那样大,谁也说不準哪里才是可以供他们凭弔逝去岁月的旧地」[10]。而被杀的动物与「被杀的记忆」所隐然产生的连结,也就折射出城市的失忆与自然的失落之间,某种一体两面的「对倒」[11]关係。

谢晓虹笔下这座失忆的城市,读者想必并不陌生,因为无论它以甚幺符号、甚幺名称出现,几乎都可在其他香港作家的作品中找到互文的可能。失忆与失落,是「香港」这座城市的「文学版本」最核心的特徵。黑猫城市如此,另一位新世代小说家邹文律笔下的I城亦然。在失忆城市中选择记忆的人,注定因记忆而抑郁,甚至被视为捏造谎言,一如叙事者祖母的爱情与记忆,都失落在城市的变化里:

「石水渠街在一个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,就像一个被取消了的车站,遥远得无法到达。我还记得那里的野姜花,每次和你们的祖父约会,他都会给我带来一束石水渠街的野姜花。」[……]我开始把祖母的故事转述给父亲、母亲、老师和同学们,他们都说没听过那些甚幺「喜帖街」、湾仔街市,老师更叮嘱我别在班上散播谣言。我尝试到图书馆运用电脑书库来寻找相关的资料,但甚幺也没有找到。我感到很沮丧,为老年人常常编织骗人的故事而义愤填膺。[12]

值得注意的是,祖母记忆中的街道与花香,不只失落在城市的破坏与后人的叙述中,而是彻底地从城市历史中被取消,因此叙事者连相关资料都找不到。换言之,这座城市真正让人心惊的,不在于变化与消失,而在于生活在其中的人,不知道甚至不在意变化与消失。因此我们会看到,〈火豚骨〉中的I城居民,对于曾被视为吉祥物的火豚因填海而消失毫无所觉,因为「牠的形象继续被製成大量精品玩具分销世界各地。I城在申办某些国际运动会时,仍会以火豚为吉祥物」(139),「没有了火豚的I城,日子依旧」(146)。就算偶有怀疑这种价值观的人出现,质疑为何大家一方面把火豚当成 I城的象徵,另方面却又「满不在乎地把牠们趋离I城」,这些人多半也只能如同叙事者一般,因为「想到複杂问题时都会头痛,所以大家都习惯别想太多」(146)。

习惯不去想太多的城市居民,对于杀戮易名为「疾病预防与控制」自然也是不会想太多的。于是〈琴弓拉出的鸟〉当中,出现一场以教育为名的「鸟大屠杀」:「『当你把目标击昏后,便要用漂白水把牠杀死。』王老师若无 其事地打开一个黑色垃圾胶袋,把鸟笼和绿绣眼丢进去,再倒进 一整瓶漂白水。[……]『把袋口綑好,再用力摇二十下。』⋯⋯绿绣眼的叫声渐趋断续和微弱。」(169)经过二十分钟的混乱,雀鸟被扑杀一空。但值得留意的是,相对于「若无其事」的王老师,有同 学在颤抖地把画眉放进胶袋后,跪倒地上哭泣;更有位无法适应多语学习模式而精神失常的「白髮同学」被刺激而发病。白髮同学宣布:「你们正在进行杀死我的练习。」至此,邹文律的「鸟大屠杀」与谢晓虹的「猫大屠杀」,甚至韩丽珠的作品之间,隐然产生了某种互文性。被杀的既是猫也是人,既是鸟也是人;而当仅存的记忆也被消灭,小说的主角因为「和白髮同学没有交情,她也想不起白髮同学的真实名字,遂无法悲哀起来」(171),自然也不令人意外了。失去了记忆,同情与共感的可能亦付阙如。当仍会跪倒哭泣的学生逐渐成长为若无其事的大人,我们便能理解韩丽珠小说中念兹在兹的「连结断裂」的后果。一座失忆的城市,终将成为一座无所感的城市,当人与城市失去感受和记忆的能力,鸟的命运、猫的处境或「火豚」的失去蹤影,都不会再被在意。

注释

[1] 伍家伟(编),《写作好年华:香港新生代作家访谈与导赏》(香港:汇智,2009),24。

[2] 严飞,《我们的香港:访谈这一代香港文化人》(香港:文化工房,2014),25。

[3] 韩丽珠,《双城辞典1》(台北:联经出版,2012),84。以下若引述出自同一本书则仅标页码,不另加注。

[4] 韩丽珠,《失去洞穴》(台北:印刻出版,2015),187。

[5] 黄宗洁,〈消失的连结:韩丽珠访谈〉,《字花》第 67 期(2017年6月),132-135。

[6] 《失去洞穴》,193。

[7] 袁兆昌,〈星期日文学:韩丽珠在写〉,《明报新闻网》,2016年2月2日。

[8] 谢晓虹,《好黑》(台北:宝瓶文化,2005),138。

[9] 叶辉,〈点窜黑甜乡──读谢晓虹小说集《好黑》〉,《文学世纪》第33期(2003年12月), 43。

[10] 《好黑》,145。

[11] 在此借用刘以鬯知名小说《对倒》的概念。

[12] 《N地之旅》, 127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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